向时代提问-07：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通过环境经济政策和绿色投资实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2024年12月7日下午，由苇草智酷主办、信息社会50人论坛联合主办的“2024苇草思想者大会——重新理解秩序@计算”在北京大庆朗读成功举办。

《2050：未来议程》（2024）

以下为《2050：未来议程》（2024）经济篇 详细内容：

问题七

环境经济与绿色投资：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通过环境经济政策和绿色投资实现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和企业应如何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绿色投资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

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严峻挑战，环境经济和绿色投资成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实现绿色转型，是当前经济领域的重要议题。

陈 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是的，这是人类走向成熟和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此给与足够的重视和投入无疑是正确的、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现在全世界人民和政府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和理解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摆脱以此为幌子的各种忽悠和骗局，实事求是、讲求实效是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对于种种学说和政策，我们的态度就是一句话：看实效，看长远效果，权衡得失，实事求是。

陈 娱（策展人、新媒体艺术家）：我认为，在当前社会，环境和气候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推动生态平衡显得尤为重要。碳中和、绿色能源等话题正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企业与公众需要共同努力。

政府方面，可以通过推行碳税、排放交易体系等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向低碳经济转型。对于企业而言，采用低碳生产方式和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链的绿色化转型，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培养公众的环保意识，通过教育和社会制度的完善来普及绿色理念，也是推动绿色投资的重要环节。

此外，国际间应加强绿色金融合作和技术交流，推动跨国界的协同发展。这种全球化的绿色合作模式不仅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能帮助各国共同应对环境和气候挑战，从而迈向一个更加合理、和谐与可持续的未来。

顾 嘉（云南白药首席战略官、CEO战略助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绩效，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将继续增长。这种趋势将推动企业更加重视环保、社会责任，但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更严格的环保标准和碳交易或许让他们获得发展的权力也变成某种困境。公平的发展权，可能是更大的命题。

黄 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法学院教授）：我国绿色转型的驱动力可以分为对接国际高标准和回应国内发展需求两个方面。前者如欧盟电池法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影响与倒逼，后者如通过碳中和调节能源结构、通过污染治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此，我国的绿色转型可以看作新一轮的自上而下、政策驱动的产业结构升级。

这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快速高效跟进国际高标准，总结国际经验少走弯路；另一方面，绿色经济转型归根到底应当是可持续的、长期的、市场驱动的，政府应当提供充分的基础设施供给，这既包括基建在内的硬件设施，也包括法律规则在内的软件保障，并为市场主体留下充分的空间，形成环境经济与绿色投资发展的长效治理机制。

金建方（加拿大Alta Natural公司首席执行官）：我们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生物基因突变适应了周边的生态环境，便可以使该生物种群发展壮大，反之则会加速其灭亡。科技与产业的创新必须符合人民大众的客观需要，要适应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环境，有助于人类永续生存和发展。反之，则会将被淘汰。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必须以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相一致。

李周园（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副教授）：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生存维系硬币的一体两面，是一对儿对立统一的矛盾。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应该也必须是要统筹起来协调统一起来考虑的，其中的经济政策、绿色投资是其中关键的行驶人类主观能动性、发挥市场经济自主调控的关键杠杆，这需要牢固握紧两只“手”，有形的宏观调控，从顶层设计上、意识觉悟上对经济与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依存关系进行深度认知和有力把握，以严密的法度、先进的制度、日趋完善的体系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繁荣的运行框架平稳可持续；无形的市场经济，从基层建设、交易活动和消费行为以及供需链维护上，应该吸取和嵌入生态系统的资本要素，更密切地实施自然资产与社会资本的融通与结合。

具体地，政府和企业，作为有形的手、无形的手的施策主体，推动绿色经济转型、发展平衡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可持续目标，应该从人与技术两个方面去着力。一方面，以人为本、以人的需求、人口增长趋势、人在不同层次的属性（个体、社会、国家等等）发展规律出发，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客观科学规律出发，去制定有关的施政策略或企业发展战略并确定可行的具体化的落实步骤；另一方面，围绕技术要素和技术杠杆，充分借助信息化、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一类信息技术工具在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在系统考虑到人工智能加速后对于能源、环境资源代价后，在转型过程中去冗存精、开源节流、日臻平衡和完善，巩固对生态环境资源的保护成果。

绿色投资未来的前景一定是可观的，这种积极方向也是必然的，从系统的观点来看，如古语道“天地一大父母、身体一小宇宙”所理解的那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社会经济的繁荣有如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成就，而生态系统的健康完整可持续则是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青年时我们都为了挣钱养家不惜“开发”自己的身体劳动打拼，思想成熟后一定是身体健康优先，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经济转型、美丽中国、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一定是未来相当长历史阶段的一个根本性的任务，投资这样的领域，就是在投资大健康、投资长效的稳定与繁荣，这是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也是一个理性和成熟社会的普遍选择。

刘志毅（中国人工智能领军科学家，上海交大清源研究院研究员）：环境经济的本质是对传统增长模式中外部性问题的系统性修正。从庇古税理论出发，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准确计量和内化环境成本的经济体系。但更具突破性的是，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可能需要完全重构现有的GDP核算体系，建立一个将自然资本和生态服务纳入核算的新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投资不仅仅是一种投资方向的转变，而是整个经济系统的范式转换——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的转变，从消耗型增长向再生型发展的转变。这种转变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本质，可能导致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经济形态的出现。

盧希鵬（台湾科技大学信息管理系特聘教授）：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和企业应该积极采取绿色经济政策和绿色投资来实现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绿色投资应聚焦于低碳技术、再生能源和节能技术，为未来的经济转型铺路。同时，政府可提供税收减免和补贴，以鼓励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并推动形成绿色金融体系，促进可持续发展。

*用以本人的语料训练的AI作答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全国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ESG是一个推动绿色投资和环境保护的有效工具。未来，所有企业都要发布ESG或CSR或可持续发展报告，都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当前，应该努力改善ESG的评级，使其更加可信、准确和统一。

苏凌云（中美健康峰会研究员/顾问、原阿里健康研究院院长）：绿色增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业革命。不顾环境的增长带来的各种在地性副作用已经越来越明显，越容易计量与归因。在气候变化的后期，环境损失的价格也会越来越高（人类可能会以失去几个全球驰名大城市的代价，进入不得不选择改变）。绿色增长会成为未来增长的正则模式。

孙曾田（著名纪录片导演）：在全球，科技发展和突破最能解决问题和挑战。有些国家最首要的是土地私有化。

唐大杰（微观治库创始人、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上述多个问题与达沃斯论坛的主题重合，不得不说AI被西方主流操控是个事实。

环境问题应该回归科学实证，不应该意识形态化。好在这个议题已经从“地球变暖”，转变为“气候问题”了，这说明了变暖问题在深入研究后发现了明显的漏洞。所以确定话题，比问题答案更值得玩味。

我认为，改善环境很重要，但人类不需要焦虑，更不应该用这种假设的问题来惩罚人类。

万 涛（知名的网络安全专家、IDF（极安客）实验室联合创始人）：话题太大，不大相信是AI出的问题，除非出题AI是基于各种令人头昏眼花的论文库的学习。

吴甘沙（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董事长、CEO）：特朗普和一些极端思想领导人上台，会走回头路。绿色投资需要更多国际实质性的承诺和投资。

新 望（中制智库理事长兼研究院院长、全国工商联高端装备制造与仪器仪表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我觉得对企业而言，我们政府应该给它一个过渡期，就是我们讲的“先立后破”，而不能一刀切，比如拉闸限电，不让用煤，不让烧炉子，等等。如果说尊重我们的国情，给企业一定的过渡期，有一个引导机制，这可能是当前很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当然，我们看到已经有所转变了。

星 河（知名科幻小说作家）：所谓绿色经济，归根结底还是应该寄希望于太阳能的深度开发与利用，需要技术上的相应提升。

醒 客（科技财经作家、轻组织创始人）：资源是有限的，发展不能只依赖规模，要转向绿色和高效益，通过减排逐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保护子孙的生存环境。

许剑秋（东方音像出版社社长、东方出版社原总编辑）：绿色投资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张其亮（京彩未来家联合创始人/总裁）：政府推动绿色经济是必须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由此引发政府扩权则不是方向。

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不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而是通过绿色转型，将二者关系从过去的相互冲突，转变为相互协同和促进的问题。

这就需要重新思考发展的基本问题，即为什么发展，发展什么和如何发展的问题。

如果不改变工业革命后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由商业力量塑造的“美好生活”概念，继续以不断激发和满足物欲来获得所谓经济增长，就会背离福祉这一发展的根目的，同时带来生态环境危机。

仅有技术的进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绿色转型意味着新的发展理念、新的发展内容、新的资源概念、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它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而是可以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重要来源。

绿色增长现在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因为技术不可行，也不是因为技术缺乏经济性，而是因为传统经济力量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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