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六个星期
今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八十周年祭。
今天，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行。
三天前，最年长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老人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如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不足百人。他们还在陆续离去。
未来，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会怎样谈论这段历史？
▲今天，南京的天空
01
1937年12月13日，凌晨时分。城墙四周的枪炮声渐渐沉寂，日军鱼贯入城。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南京沦陷了。
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东史郎，在进城的部队里。他4个月前才应召入伍，参加攻占天津、上海等战役，现在来到了中华民国的首都。
每一个日本士兵，战前都接受了“圣战”训导。训导灌输的核心思想是：“效忠天皇重于泰山，你们的生命轻如鸿毛。”
26岁的东史郎心想，既然自己的生命轻于鸿毛，不值一提，中国人的生命岂不是更轻吗？
东史郎在参战过程中，保持了写日记的习惯。他写道：
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抚摸支那人的头，我们的手应该狠狠地敲打他们的脑袋，粉碎他们的骨头，毫不留情地……
一群戴着钢盔的野兽，就这样闯入了南京。此时的南京，还有50万市民和约9万伤兵败将困在城内。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失控的屠戮和疯狂的蹂躏。
▲东史郎与弟弟东重一（左）在中国战场的合影
城陷当天，日军的一些攻城部队接到了命令：
遵照旅团指挥部命令，所有战俘要被杀掉。执行办法系把战俘分成每一百二十人一组，一组一组枪毙。战俘关押区必须严加警戒，我们的意图绝不能让战俘发觉。
12月18日，南京城陷第六天。东史郎所在部队受命去收容战俘，大约7000名中国军人被解除了武装，他们随后被分配给日军各个中队，每个中队分两三百人，由各中队自行处死。
东史郎知道这事后，在日记里发了一下感慨：“生命这个东西还不值一个饭团。”
事实上，搜查/枪杀中国军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成为日军施行各种暴行的一个堂皇的借口。日军不仅杀战俘，还杀害了大量手无寸铁的平民。
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南京大屠杀现场对陆军省人事局长阿南说：“支那人什么的，有多少杀多少。”
12月21日，东史郎的战友们抓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山路的最高法院前面戏弄他。他们把这个中国人塞进邮政口袋，扎紧了，再淋上汽油，点着火。口袋里发出地狱般的悲鸣，像火球一样滚动。
这还没完。他们随即将两颗手榴弹拴在扎口袋的绳子上，将口袋推入池塘里。火熄灭了，口袋沉下去，手榴弹在水中爆炸。在他们眼里，游戏结束了，而已。
东史郎说，他特别想家的时候，就有一种杀人的冲动，“想一刀挑死支那人，听他们的惨叫声，或是一枪打进支那人的身体，那样心里或许会舒服些”。
1938年1月23日，东史郎所在的部队奉命调离南京。在下关码头，堆积如山的尸体漂浮在水面上，膨胀得几乎就要破裂了。船无法靠岸，他们踩着一具具浮尸，才登上了船。另一名日本士兵告诉东史郎：
卡车每天都把中国的残兵败将一批又一批地运到码头，我们就把他们推进江中，对会游泳的就开枪打死。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直到一个多月后，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还看到“在郊外的下关港，漂着大屠杀造成的约三万具尸体”。
▲东京审判上的战犯松井石根
02
东史郎在南京的时间，正是这座沦陷之城最黑暗的40多天。然而，日本封锁了真相，向全世界发出这样的新闻：
幸亏皇军在南京入城后收兵，伸出了深表同情之手，对病人进行诊疗，对善良的市民来说，他们来得正及时。……大批难民尝到了药品的特有滋味，尝到了美味的食物，他们露出了笑脸，频频致谢。
现在，南京是引起各国注意的最好地方，因为在这里，谁都能呼吸到和平生活和愉快工作的空气。
大屠杀发生的一段时间内，外界压根不知道南京正在经受怎样的炼狱。直到1938年1月10日，南京城陷第29天，贝德士通过一艘美军拖船带去他的一封密信。
▲贝德士
贝德士（Miner Bates），美国人，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沦陷时，他奉命留守校产，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名西方人之一。
这封被带出去的密信是这样开头的：“这是在强奸、刺刀捅戮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紧接着，贝德士在信里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一万多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残酷地杀害。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被杀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士兵，还有包括许多妇女儿童的普通民众，也被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刺死，就连他们是士兵这一借口也不需要了。
能干的德国同事(指拉贝等人)估计强奸案例有20000起。我想不会少于8000起，也许还要更多。仅在金陵大学校园范围内——包括我们一些教职员宿舍和现有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详细情况的就有100多例，可以确信的大约有300例。人们很难想像这种痛苦与恐怖。小至11岁和老到53岁的妇女横遭奸污。在神学院里面，17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约有1/3此类案件发生在白天。
在南京城陷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
安全区占地约3.86平方公里，界内设立了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栖身避难之所。
可是，在被纵容犯罪的日军面前，安全区并不安全。“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黑暗，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贝德士说，他和他的同事必须每天巡逻和守夜，用他们的勇敢去阻止、吓退日本士兵的抢劫、强奸。
他逐一记下日军的暴行，写信递交日本使馆抗议。他在信中说，只要日本士兵一露面，就没有一个人、一栋房子会安全。
由于贝德士等人的揭露和抗议，南京大屠杀逐渐为世人所知。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及以下将校80余人撤换回国。
在政治上让步的同时，日本当局加强了对在南京西方人士的管制。他们警告贝德士等人，若再进行“恶意宣传”，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
贝德士并不屈服，继续他的正义工作。日本当局又多次对他进行恫吓，还指控他有精神病。
▲电影《拉贝日记》剧照
03
尽管面临各种威胁，贝德士还是认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堪称奇迹。他专门强调，德国人干得尤其出色，为此，他几乎“愿意佩戴纳粹徽章”。
贝德士主要指的是拉贝。
▲拉贝
约翰·拉贝（John Rabe），德国人，纳粹党员，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拉贝1908年来到中国，不久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雇员，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经商。南京沦陷前后，西门子公司让拉贝离开，但他留了下来。
本可以离开南京的拉贝，为何选择留下？
中国对他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南京对他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在惨绝人寰的屠杀中，拉贝都做了些什么，让中国人如此感念？